爱国主义与电影《卡萨布兰卡》

电影：《卡萨布兰卡》

导演：迈克尔·柯蒂斯

主演：亨弗莱·鲍嘉、英格丽·褒曼、克劳德·雷恩斯、保罗·亨雷德

首映：1942年11月26日 美国

影评
爱国主义与电影《卡萨布兰卡》

               

一      

记得前年偶然看东方卫视一档节目，节目披露了中国贫困农村和山区，在办学条件极差的条件下，依然“坚守”的小学教师至少有800万。编导对节目的编排与播映，可能意在对这些地区教师的无奈留守，提供一种精神支撑或鼓励。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银屏上这些贫困地区的小学校，不论办学条件差到何种程度，第一件事都是在早晨先庄严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孤独的教师领着一群衣衫蓝缕的学童仰望着五星红旗，似有一种宗教的虔诚。毫无疑问，五星红旗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热爱五星红旗与热爱祖国具有等价意义，这也是《小学生守则》上明文规定的“爱祖国”。谁都明白，“守则”就是“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首先是必须“爱祖国”的规则。

至于“国家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家？”估计这样的问题，没人会提出。退一步说，即便有人大胆提出这样的问题，既不可能有人愿意“答疑”，更不会有人愿作认真思考。文革前坐镇上海滩的柯庆施，曾模仿汉奸李士群的一句话，要求人们“忠于领袖应达到愚忠的程度；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的地步”。当领袖从神坛上被拉下后，要想使人们继续保持这种被愚弄的状态，就需要有一个可以顶替领袖留下空缺的替代，这使一些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国家”这个概念。19世记以来尤其是上世记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一词被神圣化了，这是所有极权主义者都爱玩弄“爱国主义”口号的原因，也使得绝大多数人不再思考“为什么要爱国”的原因。

于是，无知、荒唐的“爱国主义”大行其道。三年前在钓鱼岛争端的日子里，西安、青岛、长沙、广州、海口等多个城市，大批“爱国主义”市民暴发“保卫钓鱼岛”示威。“爱国者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选择性的纵火、冲击商店打砸，被官媒称为“非理性抗议”。从贫困农村缀学来西安打工的一名年轻农民工，同样怀着“爱国主义”的热情，热血沸腾地走上街头。为了抵制日货，他与志同道合的爱国者们冲入含日本元素的商店内打砸，又当街拦截了一名日产小汽车。因驾车者是中国人，这使示威者的爱国主义情绪获得进一步发泄机会。他们砸车不解恨，又将驾车人拖出施暴。贫穷的农民工拿起助动车上的铁锁狠狠砸在架车人的头部，驾车人很快脑浆迸裂当即身亡。被警方拘捕后，这个爱国主义农民工接到姐姐发来痛心疾首的手机短信，而他的回复竟是理直气壮、振地有声的一句话：“你懂吗？这是爱国主义！”

显然，这名行凶致人非命的“爱国主义”者，当初也曾是值得同情的贫困地区小学生，也曾经每天早晨参加庄严升旗仪式的纯朴儿童。他们始终不懂得人们为什么需要国家，他们不明白自己受教育的权利应由国家维护，不明白同工同酬的权利应由国家维护，不明白争取幸福的权利应由国家维护，当然也不懂为什么要爱国的理由，却为了“保钓”沦为杀人犯，糊里糊涂地等待着凌迟处决，莫名其妙地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个“爱国主义”农民工，如同他的祖辈阿Q一样，麻木、无知、可怜、残忍、没有灵魂。这个“爱国主义”农民工，用杀害自己同胞的行为，证明了世界上还有一种极其邪恶的阿Q“爱国主义”。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五星红旗下长成，都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也是大批炎黄子孙们至今依然醉生梦死的原因。

至于无耻如“亚洲代表者”芮成钢，以及《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流，那只不过属政客“爱国主义”——一群丑类而已。日本学者加藤嘉一在2011年出版《爱国贼》一书，书中指出：有一种人张口就是爱国主义，骨子里却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所欲为、无视法纪，他们的目的在于向主子献媚邀宠，将不同意他们做法的人一律斥之为卖国，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是爱国贼。这里的“爱国贼”，正是我所指陈的政客“爱国主义”。

二

“国家”的含义是逐步演进的，古人所谓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13世记罗马经院哲学的公认代表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as），将欧洲天主教世界称为“伟大的国家”。同样，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也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朝廷。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九章中指出：“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1840年起，大清朝廷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事与谈判中，开始对外扮演起国家的角色，所以后来的书上出现“清国”一说，但对内实际依然是朝廷。这种对外称国家，对内实为朝廷的现象，至今并不鲜见，朝鲜即为突出一例。清代之前，明朝没人会称“明国”，元朝也无“元国”之称……宋代虽出现“爱国”名将岳飞，事实上那时只有赵家王朝，也无“宋国”可言。

我年轻时，每去杭州总不忘瞻仰岳庙，每次见岳飞高大塑像与“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浑身都竖起鸡皮疙瘩，岳飞的“精忠报国”感染了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中年以后再去杭州，造访岳庙的兴趣渐渐消退。如果稍具社会科学常识，就应当明白岳飞“精忠报国”的那个“国”，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完全风牛马不相干。前者所谓“国”，是指大宋朝廷。“精忠报国”的完整意思是：精心忠于大宋皇帝，报效大宋朝廷。岳飞提出“还我河山”的口号，这个“河山”是属于大宋皇帝所有，而与大宋子民无关。岳飞留下的《满江红》，也是我年轻时熟读的一首词，文采虽悲壮激昂，其实也是对臣子“爱朝廷主义”所作的诠释。词的后半，清晰表达出岳飞忠爱朝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是宋钦宗年号，靖康二年汴京沦陷，徽宗、钦宗父子被金兵虏去，北宋灭亡，这就成了臣子岳飞的痛苦与奇耻大辱。臣子心中这深仇大恨，何时才能熄灭呢？难怪词的开头就高调抒发“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情绪，自称恨不得“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所以岳飞抵御异族入侵、抗金有功虽是事实，然而他的目的是维护朝廷，忠于大宋皇帝，这也是后来的统治集团极力美化岳飞“精忠报国”的动因。概而言之，岳飞所报的“国”，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朝廷。

                        

三

国家是怎样生成的？由国家的产生，我们可以推测国家的功能，进而发现为什么要爱国的理由。1975年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沿着从洛克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路径，坚守以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论，为人类奉献了一部传世经典《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在这部经典中，诺齐克由自然状态出发，论述了国家的形成。国家，绝不是因一个流窜的匪帮或武装集团靠枪杆子夺得天下而生成，而是在自然状况下，人们由于相互争端，尤其是财产权问题上的争端，需要一个权威的裁断机构。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成员还需应付强大的外部入侵，于是一个保护性联盟也就应运而生。这个保护性联盟的首要功能，是保护所有成员的财产权——既为在成员之间裁定产权争端，也为了相互保护所有成员的产权，这个保护性联盟就是国家。可见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正是所有成员共同一致的需要，而不应当沿习“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逻辑，由少数人控制的暴力集团强加给民众。我记忆很清楚，1990年代初中国终于有少数经济学家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家的基本功能是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权。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国家若拒绝保护甚至侵犯我的财产权，我为什么要爱国？

诺齐克的国家生成理论，完全符合康德关于国家是手段或工具，唯有人才是目的的论断。到了1981年，诺齐克的理论又经美国杰出经济学家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中，借助博弈论工具作进一步验证。肖特的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诺齐克国家形成理论的合理性，也证明了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的精深博大，甚至使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论，也暴露出类似强盗逻辑的伪科学品质。在我看来，诺齐克的理论与1787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共同在费城召开立宪会议，联合成一个联邦国家的实践正好相吻合。费城立宪中一致通过的《权利法案》，正是在权利问题上形成的权威裁断法则，而作为国家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是执行或实施这些法则的机构。没有这样一个国家，人们无法抵御遭掠夺的风险，人们保护自身财产权的成本也将大大上升。人们爱这个国家，保卫这个国家，其实是以最小成本保护自己的自由、财产与生命不受侵犯与掠夺。费城制宪会议两年后的法国革命，显示出法国人虽懂得为权利而战，却不懂怎样使权利变得切实可维护；虽依仗浪漫的文学传统，却缺乏理性的思考；指望一个夜晚可以结束极权主义专制，很快又出于对人性的恐惧，将17000余人送上断头台。所以学者们将缺乏理性指引的法国革命称为闪电，而稍早的美国革命，因秉承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传统，从几何与物理的思维寻求方案，为防止权力再度带来灾难，靠一种权力阻止另一种权力，如同为防止一个物体的移动，依靠另一个物体形成阻力一样。这使美国革命呈现出一派温和持久的阳光（参见《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S.邓恩）。虽然闪电与阳光迥异，但一个半世记后，法国人终于将权利转化成可操作的法律制度，使法国结束权力对权利压迫的历史。对于这两个不同革命的国家而言，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四

什么是爱国主义？以我所见，殊途同归的这两个国家，都值得她的公民用心去爱护。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在1942年好莱坞著名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对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有着非常精彩而又艺术的表达。电影中文版也译作《北非谍影》，故事就发生在二战期间。影片中曾与里克．布莱恩（Rick Blaine）在巴黎双双坠入爱河的伊丽莎（Ilsa）（英格丽．褒曼饰演），在纳粹德军侵入巴黎后，决定与里克一起坐火车逃亡。但伊丽莎临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先前自己的丈夫维克多．拉斯罗并未牺牲。拉斯罗在捷克担任抵抗组织的领袖，伊丽莎知道了丈夫受伤需要照料的消息，更为了支持拉斯罗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她选择了对恋人里克的无奈背弃。不知内情的里克，当即在大雨滂沱的火车站陷入巨大痛苦。此后里克在黑人歌手山姆的帮助下，辗转来到法属摩洛哥的西部港口卡萨布兰卡，并开了一家里克夜总会。失恋后的里克变得有些玩世不恭，里克夜总会内来来往往也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有赌场或各种交易，也有政治追捕。

萨布兰卡（后更名达尔贝达）是二战时期欧洲人逃往美国的必经之路，里克也曾暗中帮助其他欧洲人士成功逃往美国。故事发生的时候，里克握有两张纳粹占领区的通行证。当伊丽莎陪伴着伤愈后遭纳粹追捕的丈夫维克多．拉斯罗，逃到萨布兰卡，纳粹少校史查沙也已追踪而至。伊丽莎无意中进入里克夜总会，先见到坐在钢琴旁的山姆。伊丽莎难忘在巴黎曾经与里克热恋的那些日子，她央求山姆再弹一曲《让时光流逝》。听到这段令人心碎的旋律，刚从门外进入的里克愤怒了，正欲责问山姆，山姆无奈地看了看伊莎尔。于是，曾经的恋人狭路相逢，这是何其尴尬的场面？伊丽莎依然深爱着里克，但对祖国的爱与对恋人的爱之间出现了两难冲突，她坚定选择了对祖国的爱——决心把作为抵抗运动的领袖拉斯罗送往美国，以继续开展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这就需要从里克那里弄到通行证。

但里克心里怨恨伊丽莎对爱情的背判，拒绝了伊丽莎的要求。其实就爱国主义而言，里克、伊丽莎和拉斯罗三人是一致的。当纳粹少校史查沙在里克夜总会指挥合唱纳粹军歌《莱茵河上的巡逻队》时，拉斯罗果断走向乐队，要求乐队准备奏响《马赛曲》。乐队成员偷偷觑了一眼里克，表面上恪守政治中立的里克，悄然递送出默许的信号。接着，《马赛曲》激昂、雄浑的旋律如洪流滚滚而来：

前进！法兰西祖国的男儿，

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压迫着我们，

我们的祖国鲜血满地。

……

这是爱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对决，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最壮美的场景——里克夜总会绝大多数人自发加入《马赛曲》的洪流里，很快将纳粹军歌淹没，那场面令人感慨无限。每次在银屏前看到这里，我总禁不住热血沸腾。

史查沙加紧了对拉斯罗的监控，形势更加险峻，这迫使伊丽莎不惜铤而走险。她带着手枪夜闯里克住所，企图说服里克无果，最后取出手枪逼迫里克将通行证放在桌上。里克岂是被吓倒的人，经受了失恋之痛的里克，宁愿死在恋人的枪下也不会交出通行证。此时伊丽莎几近绝望与崩溃，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法兰西，为了将抵抗运动的领袖送往美国继续未竟的事业，她已献出自己全部的爱。走投无路、伤心欲绝的伊丽莎泪流满面，愤而指责自己的恋人：

一个女人伤害了你，你居然要报复全世界，你是个胆小鬼……

突然，情绪激动的伊丽莎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她转身走向窗口痛苦地抽泣。这个戏剧性冲突刺激了里克，爱国主义与人性的冲突终于有了化解的迹象。沉默有顷，他静静走向伊丽莎并轻轻挽住她的双臂……。里克终于找回了曾在巴黎拥有的爱情与浪漫，更明白了拉斯罗的重要使命，于是决定改变初衷——帮他们逃离萨布兰卡。

    影片的结尾，里克在机场与警察局长雷诺巧妙周旋，终于将拉斯罗与伊丽莎送上飞往里斯本的飞机。当纳粹中校赶到时，飞机已刚起飞。中校见状急拨电话搬兵，被里克一枪击毙。最后，银幕上是里克与雷诺渐行渐远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飞机场蒙蒙的夜雾里。

在卡萨布兰卡，从巴黎流亡而来的人们，他们的爱国热情无可遏制。在这里，所有政客“爱国主义”与阿Q“爱国主义”没有表现的市场，没有人会为邪恶的爱国主义嘴脸鼓掌。当时的法国，正值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起，这个民族为争取自由、平等、博爱，已付出沉痛、昂贵的代价。只要到巴黎看一下德拉克洛瓦（Paul Delacroix）留下的那幅《自由引导人民》（一题《1830年》），就可明白这一点。画面上自由女神胸部裸露，左手持枪，右手高擎着三色旗，率领巴黎市民迎着硝烟为民主的共和政体而奋战。

德拉克洛瓦是19世记法国浪漫画派的代表，他的画也许揭示了这一点：法兰西民族的儿女们终于发现，要想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生命权与财产权，不能再听凭革命去引发新的专制，而这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一台专政机器。当然，这是民主政体的共和国，并非古罗马的贵族政体共和国，更不能重返路易十四时代的极权主义国家。战后的法国，是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个国家全民享有的福利开支占GDP的34.9%，只要你在法国有合法居留权，那么你从出生到死亡就能享有400余种福利的保护，没人为医疗、买房和子女教育担心。在这个国家，不需爱国主义的宣传，人们明白：保卫这个国家就是保卫自己的自由权、生命权与财产权。

不要将国家神圣化，所谓“对祖国的爱”一说，在上世记早已遭纳粹最无耻的滥用，以致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只要提到“祖国”（patria）就引起西欧人们的反感。英国哲学家B．罗素说：“爱国主义最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The Problem of China1922)。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指出：“爱国主义是一切无赖们最后的避难所”。国家是什么？国家只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只是一个工具。国家之所以是“恶”，因为国家是暴力垄断集团；国家之所以“必要”，在当代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因为国家可以供给制度，并作为第三方实施制度（见Y.巴泽尔《国家理论》）。
国家作为工具，既可能供给民主的共和制度，也可能供给极权制度。即便是同一民族和同样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旦分裂为两个国家，也会供给两种迥然不同的制度。如曾经的西德与东德，以及延续至今的韩国与朝鲜。其中哪两个国家供给好的制度？哪两个国家供给坏的制度？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大脑经阉割的人——阿Q“爱国主义”者们，才分辨不清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当初许多年轻人从东德逃往西德，西欧人除一致同情、支持外，从未有人指责他们的行为属“叛国”或“卖国主义”，正如人们同情现今朝鲜半岛的“脱北者”一样。

                            

五

国家必须是为人（包括每一自由的个体）服务的手段，前文已提及——人，只有人，才是目的——这一重要教诲来自康德。当国家作为好的制度的供给者和实施者，国家把保卫每个民众的自由权、财产权和生命权放在首位，于是每个成员应当爱这个国家也就获得正当的理由。有了这样的国家，人们将免遭欺骗与掠夺，人们的言论自由与生命、财产将得到切实保护，于是保卫这个国家，也就等于保护我们自己的一切正当权利。法兰西共和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因此当纳粹侵犯这个国家的时候，民众怎么能不奋起保卫这个国家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卡萨布兰卡的里克夜总会里响起纳粹战歌《莱茵河畔的巡逻队》时，才有激昂振奋的《马赛曲》如滚滚洪流而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美丽的伊丽莎才宁可抛下自己深爱的人，去照料抵抗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里克才最终放弃与伊丽莎重温浪漫的机会，转而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将拉斯罗与伊丽莎送上飞往里斯本的飞机。

这就是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没有比影片《卡萨布兰卡》更理性、更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相形之下，一切政客“爱国主义”与阿Q“爱国主义”，竟显得那样的猥亵、丑陋，那样的不堪入目。

作者简介刁仁德，194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大学退休老师

向《学术周刊》投稿请点击：

《学术周刊》最新征稿启事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