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与友期》教学设计

文言文教学三重门：文章、文学、文化

        ——以《陈太丘与友期》教学为例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世说新语》的语言“清新俊逸，咳唾珠玑”。读者也往往为其才藻的新奇和语言的隽美所深深吸引，缘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者忽视了质朴而自然的语言身后炽烈的生命热情和魏晋士人的心灵或哲学之美。这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世说新语·方正》所记“陈太丘与友期”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缩影和文化略观，是晋人在道德观和礼法观上，不重形式，而重真性情的表征。

中国自古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礼法社会，种种繁文缛节让人窒息地不能喘气，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都在礼法的网络中战战兢兢地惶恐度日，生怕自己无意触倒了礼法“威严”的旗帜而落入礼法的“樊笼”。于是，人们对礼法制度敬而远之，甚至顶礼膜拜，言谈举止惟礼法是之。不是吗？这种延续千年的礼法观竟然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不辨时宜地盛行不衰，禁锢着生命中原本鲜活滋润的元素，人的“本真”性情则在逐渐消逝。

我们总定义为《方正》所载陈元方责父友一事意在称赞元方能言善辩、机智、勇敢，而贬责元方父亲朋友的失信和无礼，宣扬立法社会中“信、礼”这一行为准则和处世观念。为此，我们的课堂教学常有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目力所及之处或在辩论元方父亲“不至舍去”合不合理，或在探讨友人破口大骂“非人哉”应不应该，或在争论元方“入门不顾”是否失礼。这些看似启发学生思维，实为某种礼节规范而争论不休，这是打着新课程标准“自主合作探究”的幌子，把原本播种精神种子的沃野——课堂，变得贫瘠不堪，学生个个“营养不良”，钱理群教授在《语文教育门外谈》所言给学生“打下精神的底子”的目标无从实现是必然之论。

语文存在“文章、文学、文化”三个不同层面的教学，语文课堂的终极目标必然是由浅显的对文章的粗糙而简单的肢解行进到生命、意识、性灵等文化关照。如果以人为喻，文章就是人的躯干，文学犹如人的血肉，而文化则是人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在于人有其自在的灵魂，语文要引人入胜而沁人心脾也必须有其独立的灵魂——文化的存在，没有文化根基和人文渗透的语文，犹如秋天里风干的果实，干瘪枯涩毫无生命的形迹，最终为人所弃。优秀的语文教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章里进行纵深勘探，发掘埋藏的“金子”——文章内在的文化符号，加工修整让文章呈现出文学味，甚至“文化味”。

可是，那“发而幽香”的诱人气味竟不能扑入我们的鼻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文本的张力，在日复一日的文章的平面化过滤中失去了灿灿然的生机。“陈太丘与友期”事件的教学亦然。我们的教学仅仅局限于探讨元方父亲、友人、元方三人的举止是否合乎“礼节”，从而落入了“五常”的窠臼，教学思维在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里蜗行，处处触摸“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纲常伦理，使自己思维逐步地规范为一种道德教化和道德理念。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礼”的束缚，自然可以寻觅到一片更加宜人的“风景”。吕叔湘先生说：“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陈元方责父友这则故事随手写来，质朴自然，辞意隽永，既无堆砌之弊，更无斧凿之痕，这无疑是当时世风之使然，人性情之其然而已。如果我们略观《世说新语》即知其中相类似的故事不乏枚举，如：何充直言不讳、王述不让、王献之拒不题字等。他们与陈元方责父友一事都恰如其分表现了魏晋之人多有正直、坦率、刚正不阿的胸襟，诚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里的评述“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他们以性情的真率和胸襟的宽仁建立他的新生命，摆脱礼法的空虚和顽固，这是晋人之美的神韵所在。我们因着时代和历史观考察陈元方责父友这一事件，友人不辨礼仪直白“非人哉”这番言语固然令人瞠目结舌，元方“入门不顾”也悖于儒家一贯强调的“发乎情性，止乎礼义”的清规戒律，但这是他们言其欲言之言，行其欲行之事，追求一往情深，率性任真而为。只要是发自内在真心，即便违背了礼教也在所不惜；而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行为，哪怕是约定成俗的礼节也决不遵从。李泽厚《美的历程》：“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魏晋士人的个体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在这一特定时代里被强调、夸张和放大，呈现出此一时期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以自己聪明机智的言谈、任情率性的行为等完成了极富个人魅力的个体生命的雕塑，从而摧毁了儒家“发乎情性，止乎礼义”的清规戒律。

晋人的率性任真并不惟独体现在陈元方责父友这一事件上，任自我胸中情感自然渲泄是《世说新语》里世人率真性情的表现之一，他们常常率性而为，乘兴而做，兴尽而止。如王徽之雪夜访戴逵，船行一夜，到了戴逵的门前，却不进门。因为他认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是很自然的事。正是这种任性表现了他们潇洒率真、完全不为世俗之礼所拘的性格魅力。

    我们的语文如果能走出机械的“以文章为文章”的教学，在文章的解读、品味和阐发中让学生理解礼法制度和体悟友人和元方令人诧异的言行，对文本进行深度文化关照后——“陈太丘与友期”个中滋味，岂是一个“礼”字能道尽？（文章原载《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