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疗法代表人：成为心理咨询师从来就不是因为想要帮助别人

你是在哪个时刻决定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呢？你有没有好奇过，那些资深心理咨询师，是怎么作出这个决定的？从今天起，我们推出「Why Therapist」系列文章，带大家走入这些资深心理咨询师的世界，听听看他们如何回答“你为什么成为了心理咨询师”这个问题。

本期的故事来自 劳拉·布朗 (Laura Brown) 博士：美国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女性主义疗法的代表人之一。布朗博士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疗法 (feminist therapy) 是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所涌现出的心理咨询疗法中的一种，强调关注女性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下所受到的心理压迫。

“ 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就不是‘因为我想要帮助别人’

”

我确实经常能够帮助到别人，并且觉得能作为别人转变和被治愈的见证者是无比美好和令人惊叹的一件事。但在我的故事中，这个“为什么”其实有些别的更具体的来由。

我从一个机能不全的家庭长大，是其中最大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我说“机能不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任何人被性虐待过或是忽视过；也不是说家里有哪个成年人饮酒过多（其实除了偶尔喝点红酒，家里谁也不爱喝酒）或吸食毒品。

我两个弟弟和我都丰衣足食，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表面上看，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东欧犹太裔）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然而，我还是能够回忆起我的家族里很多的不幸。那些不幸形成了我对人类行为的极大兴趣，使我的自我能力 (self-capacities) 得到发展，以致于让我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治疗师。

我有一个顽固的、易怒的、自恋的父亲，和一个抑郁的、时常伴有述情障碍的母亲。由于虔诚地信奉正统派犹太教，且在20多年前移居回到以色列，我的父母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但在我小的时候，他们俩都还沉浸在自己作为第一代犹太裔移民的长子（女）的痛苦童年经历中。

还算比较幸运的是，我父母的痛苦通常不形于色。直到我6岁以前，他们两个都还过得比较开心，也很合得来，好像他们内心的痛苦被他们人生所取得的成功所掩盖了。我父母都考上了大学；他们找到了彼此，还不顾我祖父的反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父亲是个优秀的工程师，他们俩在一个有良好公立学校的城郊建起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家。

在我早年成长中最重要的几年里，我父母的功能还比较强，也帮我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但在我一年级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的母亲陷入了一场可怕的产后抑郁，并被施与了电击疗法，以当时1959年的方式。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当年的精神科医生给了她两个选择。一个是长程精神分析，但我母亲当年根本负担不起；另一个就是“见效快”的电击疗法。她选择了她以为对她和对她的家庭更好的方式。

于是，患抑郁症之前的那个她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而那个从医院回来之后住在她身体里的人，再也不是我认识的母亲了。那之后的很多年，在我参加过很多次心理治疗之后，我才真正能够表述清楚我所经历的那场失去。

然而，母亲仍旧是抑郁的。每当我回到家，我都能嗅出屋子里透着的抑郁的气味，因为那种瘴气弥漫着我之后很多年的童年生活。我年轻的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压垮了，并在我之后的童年里变得越来越易怒、越来越可怕。

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决定要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让一切都好起来。我必须对我周围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的情感保持敏感，并慢慢摸索如何能够平息父亲的怒火、如何让母亲从抑郁中走出来、如何陪伴我那年幼的弟弟。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身边熟悉的女性治疗师也多多少少有相似的经历。我之所以分享我的经历，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更不是想要怪罪我的父母，因为当年的他们只是一对得到了愚蠢的治疗建议的、心理脆弱的年轻夫妻。他们已经尽自己所能做到了最好。

相反，我想说的是，遭遇不幸的家庭经常能够因此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并要求他们发展出适合做心理治疗师的一些技能。

我学会去观察，去发现规律，去采访家属（我的姨母；还有我后来的姥姥，她曾经差点结束了自己和她女儿的生命）。我还学会了，当有个人对你怒吼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保持冷静。深呼吸。尽可能别哭，因为这好像会让他们变本加厉。找出怎么样才能慢慢平息他们的怒火。顺从。）

母亲寻求自助的过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持续性抑郁障碍 (dysthymic disorder)，也了解了行为激活 (behavioral activation) 和培养掌控感能对抑郁情绪提供有效帮助。我明白了什么是脆弱无助的感觉，也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去解决比自己渺小的存在要大得多的问题。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更有同理心，让我能够与许许多多后来走进我咨询室的人们找到强烈的共鸣。

在我的家变得支离破碎之前，我只是一个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普通的小姑娘。而在这场打击之后，我必须学着协调，学着理解，因为家里的每一寸空气里都充斥着大人们痛苦的情感，而我能够不因此而窒息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这一切达成和解。

“ 我要做一个能够像 Springer 博士一样，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

在我四年级那年，我童年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里，我决定了要做一名心理学家。

在9岁那年，我因为是老师最不喜欢的学生而过得格外辛苦。我的父母虽然想要关心我，但却由于自己的痛苦而无暇保护我。

我变得很抑郁；我优异的成绩一落千丈，和同学老师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学校曾经是我的避难所，我爱的老师们曾经是我的同盟；失去这些支持，我就好像被剥夺了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却让我得以每周在放学后，和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人谈上一个小时。他愿意听我说的话；也总是问恰到好处的问题。他让我重新好起来，让我不再那么讨厌自己了。

有一次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我问 Springer 博士他是做什么的。他告诉我他是学校的心理学家。于是那时候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了：

我要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好起来的人，一个能够像 Springer 博士一样，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 我想我大概是明白了他们永远都不会是我的父母，但至少他们可以成为我的人生榜样

”

接下来我想说说文化的影响。我是一个犹太人，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沙俄统治地区的波兰人移民。他们四个人谁也没有念完高中，但却把自己的孩子全都培养成了大学生。

在我外祖母的六个孙子孙女中，四个都拿到了高等学位，包括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多次获奖的短篇小说家，还有我，一个博士。我这一辈的九个人（包括我祖父母那边的）都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颇有作为。

学习，尤其是有助于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的那种学习，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这种学习包括严谨的批判性阅读方法、重视对阅读内容本身的理解、知晓知识的来源并强调引用。

东欧犹太人的文化一直都强调学识的重要性：在受到法律不公平对待而不允许从事很多其他职业的情况下，犹太人更加看重通过学术成就来提高社会地位。

我的文化还强调一种对正义的追求。Tikun olam, “治愈这个世界”，是犹太教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之一。一位犹太教的智者曾说过，“拯救一个生命相当于拯救了整个世界”。在宗教学校里我学会了与社区保持联结的重要性，体会到了帮助别人的神圣感。

当地的犹太教教堂也鼓励我们参与到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相关的社会活动中。在人工流产被合法化之前，我们教堂的一些拉比（Rabbi，犹太教中的宗教领袖）积极地参与到了帮助需要人工流产的女性寻找安全渠道的行动中。

我的父母，即使自己经受着诸多情绪困扰，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自己虽然无法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但时常鼓励我和我的弟弟们去参加反战示威、组织相关集会。

除了这些文化的影响之外，我所长大的地区也对我的职业选择有很大影响。可能跟附近有很多所大学有关，我小学班级的家长中就有好多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

就在我家门口那条路的尽头，住着著名精神分析学者 Robert Tyson；他的女儿经常和我的弟弟一起玩。我隔壁的邻居是格式塔治疗师和理论家 Erving 和 Miriam Polster 两夫妇。和小区里其他的家长不一样，Erving 和 Miriam 不仅活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给了自己的孩子足够多的陪伴和爱。

小时候，我多希望我的父母能像他们一样。现在回头看，我想我大概是明白了他们永远都不会是我的父母，但至少他们可以成为我的人生榜样。

“ 我一直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我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它。

”

我作为一个被排斥的局外人的经历也对我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在4年级那年正式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怪胎”。

一部分由于我家里的关系，放学以后和周末的时候，我的同龄人都去看橄榄球比赛或是开party了，而我要去念希伯来语补习班，参加反战协会的集会，思考人生和现实的意义。

另一部分是由于从青春期开始，我就慢慢发现我和身边其他的女孩不太一样，但直到我19岁决定出柜时我才为这些奇怪的感觉找到原因。我一直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我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它。

在1960年代做一个被排斥的、呆板的青少年并没有比在今天好到哪里去，但那段经历确实也对我的职业发展有所帮助。

作为一个书呆子，而且还是一个对男生不感兴趣的女同性恋者，我对其他女孩子不构成任何威胁。

所以，我在8年级的时候就做了我最早的几个“心理咨询实习”，帮我的同学走出失恋、安抚他们被各种流言蜚语打肿了的自尊心。我知心姐姐的角色也帮我增添了一些存在感，平衡了一下我在别人眼中怪胎的形象。

“ 受伤的治愈者：我们的来访者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自己能走多远

”

最后，作为一个治疗师，我必须先治愈我自己。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很难信任别人对我的关心，或者说我总觉得这些关心和照顾持续不了多久。我童年的经历告诉我，别人的照顾总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不见。我甚至为自己构造了一个恐怖的情景重现，总是觉得我的治疗师会像我父亲当年那样辱骂我、然后抛弃我。成为一个治疗师让我必须直面这些恐惧。

我很早就明白一句行业里的老话，我们的来访者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自己能走多远。所以出于对来访者福祉的责任感，我不断鞭策自己去疗伤，因为我觉得那样做才是正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一定是我的治疗师所遇到的最有戒备心、最警惕的一个。

值得赞扬的是，他们中的两位一直陪伴我走下来了，并且给了我很多我希望也能给到我的来访者的帮助：那种稳定的情感、体贴的关注、对羞耻与痛苦带着悲悯的观察。我会一直坚持接受治疗，不是因为我受到了什么极大的创伤，而是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这样做，我也在遵守这个要求的过程中渐渐喜欢上了它。

“ 所以我到底为什么要成为心理治疗师？

”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前面说的所有理由，也不是前面说的任何一个理由。

心理治疗师是一个特别奇怪的职业：要和痛苦中的人们谈上一个又一个小时，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打交道，还要让倾听成为我们的本职工作——所有这些都显得和21世纪的文化社会格格不入。

而我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真正原因，是我发现只有在和来访者的这些关系中，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了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我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真正原因，是这个职业要求我不断地成长，去思考生命存在的奥义，去寻找在绝望中重拾快乐的能力。

我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真正原因，是从事心理治疗让我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并让我能够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里，不断追寻犹太教义中“治愈世界” (Tikkun olam) 的意义。

 Brown, L. S. (2005). Don't be a sheep: how this eldest daughter became a feminist therapist.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1(8), 949-956.

原文 | Laura Brown

编译 | 南瓜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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